8月15日下午两点，东北沦陷史陈列馆二楼学术报告厅，由伪满皇宫博物院、长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长影旧址博物馆、吉林大学地质博物馆、东北师范大学民俗博物馆、长春市规划展览馆、松山韩蓉非洲艺术收藏博物馆、长春市方志馆等多家博物馆单位协办的长春文博讲坛，特邀著名历史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左玉河讲座“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式之争与超越之路”。讲座由伪满皇宫博物院赵继敏副院长主持，吉林大学、长春师范大学、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吉林省档案馆、“踏查长春”文保志愿者团队等单位的领导、专家学者、大学生、社会各界历史爱好者及伪满皇宫博物院职工一百余人参加了讲座。

　　新世纪以来，学术界围绕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问题曾展开了激烈争论。左老师就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两种范式之争？两种范式各自的优长及局限何在？如何超越范式之争，自觉地重建中国近代史的解释框架及学科体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发表了自己独道的见解。

　　左老师认为，中国学者借用“范式”概念将近代史研究的两种研究取向称为“两种范式”，是有特定含义的：范式主要体现为一种研究视角，因视角不同而对中国近代史主线、主题的认识不同，研究关注点、研究方式及方法、研究理论及结论都会发生差异。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式，就是指中国近代史研究者所体现出来的共同特征，包括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线索、基本框架、基本方法。因此，中国学者借用库恩的“范式”概念，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近代史研究注重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归结为“革命史范式”；而将新时期以来主张借用现代化理论重新探究近代史，称之为“现代化范式”，是可以成立的。当然，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不仅存在着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而且存在着诸如新社会史范式、后现代范式等不同的研究取向、视角和解释模式。

　　 “现代化范式”最早是蒋廷黻在1938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中提出的。走向近代化，是贯穿全书的主线，也是他评价近代中国一切人和事的标准。革命史范式最早是范文澜在《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中提出来的。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胡绳著《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四册（实际上由刘大年负责）等著作的出版，逐渐形成了以这些著作所规范的中国近代史的认知框架、编写体例和叙述语言，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围绕着“一条线索、两个过程、三次高潮、八大事件”进行论述，铸成“革命史范式”。革命史范式长期流行显然与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联，而现代化范式的兴起同样与中国社会转型及“时代精神”的变化有关。从现代化的角度重新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研究趋向，在80年代初就已出现，后逐渐从理论上加以系统化，形成了“现代化范式”，并与“革命史范式”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激烈争论。

　　范式之争的焦点，是对中国近代史认识上的根本差异。这种差别是因对中国近代史研究视角的转换及解释体系的改变而导致的对中国近代史的线索、主题、事件及人物评判等根本性的分歧。革命史范式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按照这个理论框架，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争取民族独立以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社会进步以反对封建主义，是近代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并以此作为评价人物的主要标准和参照系。在这个理论框架中，反帝反封建是中国近代的时代基调和主要内容。一部中国近代史，如果抓住了这个基本线索，就能理清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现代化范式主要从现代化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对革命史范式提出了挑战。其内部可分两派，一是李泽厚为代表的“告别革命论”，这是支流；二是罗荣渠、章开沅、虞和平等人主张以“民族化、工业化、民主化”作为衡量标准的现代化范式，或称“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这是主流。

　　在关于范式问题的讨论中，学术界对两种范式存在的缺点及局限性作了揭示，表明两种范式均非理想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无论革命史范式还是现代化范式都有其值得称道的长处，同时也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都只是部分地揭示了中国近代史的真相，但同时有意或无意地遮蔽了另一部分真相。

　　而两种范式的缺点和局限，也决定了必须力图超越两种范式，重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范式。目前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的思考，出现了多种替代性路径，或是继续在现代化叙事上做功夫的“新现代化叙事”，或是所谓“新革命史范式”，或是综合革命、现代、后现代等各种趋向而重建新范式的尝试等。其中有三种趋向最值得关注：马敏等人提出的以新社会史为主的“总体史”范式、夏明方提出的“新革命史范式”和李怀印提出的“在时和开放”的近代史。

　　最后，左老师总结到，无论是新革命史范式，还是新现代化范式，抑或是新社会史范式，都是力图超越两种范式而提出的带有创新意义的新范式。尽管这些新范式还不够成熟甚至有较大缺陷，但其在全球化视野下重建中国特色理论的方向是值得肯定的，也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为进一步建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范式提供了借鉴。中国学者沿此方向继续探索，定会在不远的将来建构起全新的更加符合历史真相的中国近代史解释框架和叙事方式。

（文：科研中心 编辑\排版\图摄：数字信息中心）